原文作者: Bryan Lehrer
原文标题: Aping into Progress: A Report on Crypto Philanthropy
为了追求加密货币的使用和加密货币捐赠所带来的好处，新的慈善模式将继续存在。这份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是通过加密慈善来衡量加密货币对社会的影响力或者人类社会福祉的促进。
简介
自从比特币白皮书发布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在此期间，加密产业诞生，数以百计的区块链价值被释放，总估值达到数万亿美元。发展过程中，福祸相伴。尽管如此，当涉及到围绕这一切的最基本问题时，仍然没有明确的共识。加密是否真的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价值？
在撰写本文时，这个问题尤其突出ーー宏观经济急剧下滑，人们再次质疑。我们认为并且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许多虚假的加密表现会消失。但很明显，仅是虚假的消失并未改变我们现在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网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中心化的，网络转账仍然需要第三方参与，数字对象的所有权仍然模糊不清。
加密慈善不仅仅是平行于中心化慈善的另一个垂直行业，而且已经以一种元宇宙无法触及和感受到的方式被触及和感受到。粗略的估计表明，在其旗帜下的年度捐赠已从2017年的数十万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数十亿美元。这使得加密慈善事业的规模相当于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基金会。加密慈善现在是播客、会议和组织(许多组织)的中心议题。
本报告重点关注的问题是加密如何最直接地改善社会。
首先，了解加密慈善事业的短暂历史。加密货币是如何带来这么多财富的？谁是加密慈善家？加密带来了哪些财富再分配的工具、基础设施和机制？
其次，在建立这个基线之后，文章将讨论基于它之上的紧急行为。什么类型的事情是加密慈善家可以资助并如何资助？
最后，这种新的慈善范式将被延续，那么它的遗产是什么？怎么才能成为最好的发展范式？
尽管慈善事业有着与Davos相近的名声，但它不仅仅是慈善晚会和美德信号，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未得到充分研究的进步尝试ーー在加密货币这个子类中，不管加密货币当前的宏观经济状况如何，加密慈善事业影响数百万人。
虽然加密货币业已经偏离了早期的狂热，但它仍然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充满希望和浪漫主义的时期。尽管加密货币的信徒受到赚钱的诱惑，但许多人从事加密货币业务，是因为它具有改变世界的潜力。过去几年已经表明，如果仅仅根据加密技术的技术优势来评估其影响，那么加密技术的成就就会受到限制。通过对加密货币慈善事业的理解，我们可以对加密货币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个更为广泛的认识，并在此过程中对加密货币如何改善人类福祉形成一个更为直接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加密是好的吗?”？但通过加密慈善事业，我们至少可以研究让我们最接近这个问题的东西。
什么是加密慈善（Crypto Philanthropy ）？
加密慈善事业的慈善（ Philanthropy）组成部分关注于将不受限制的资本分配给改善社会、生活、物质世界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一切事物。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开放式自我定义的行为。慈善事业（Crypto Philanthropy ）可以与积极主动地资助社会的进步联系在一起，但与慈善（Charity）不太相同，慈善（Charity）与被动地向迫切需要援助的人提供援助联系在一起。两者之间存在合理的重叠，所有的慈善事业都是为了做好事，但不是所有的做好事的行为都是慈善事业。
备注：Philanthropy与Charity 都有慈善的含义；但是Philanthropy 更加关注问题发生的原因，促进人类的福祉。而Charity倾向于 关注社会问题所造成的需求，如捐款救济灾民。Philanthropy相对于Charity社会性更强，覆盖面更广，更侧重长远效果。
正如Nadia Asparouhova所说，“如果风险资本是私人产品的风险资本，那么慈善事业就是公共物品的风险资本。”在加密货币这样的行业中，公共物品是由盈利性实体生产的，真正的公共物品被剥夺优先权是不可避免的。慈善事业是一种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最值得资助的事情上的方式。
最合乎逻辑的是，加密慈善事业中的加密指的是将区块链及其技术本身作为工具，以实现有影响力的结果。一个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 P2P 金融交易，它可以帮助个人避免掠夺性的中间商。另一个例子可能是用于推进密码学的潜在加密保护，从而实现数字隐私。最后，加密货币“链上代码”和“链下社区”的定义正在以新的方式来汇集和分配慈善基金。我们可以把这一切称为“一级”加密慈善事业。
不太明显的是，加密技术还指利用该技术创造财富的能力，然后将财富组织起来，重新分配给与加密技术无关的计划。想想早期的 Z-cash 投资者，他们用自己的部分财富在尼日利亚建立了一所孤儿学校，或者 Vitalik Butterin 资助长寿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二阶”加密慈善事业。
对于Kuwait的 Feed For Life 商学院而言，尼日利亚与加密货币的唯一联系在于其资金来源，以及学校墙上涂鸦的捐赠者及其投资者朋友的各种 Twitter 化身。
将这些定义拼凑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加密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两个流行词汇的组合。追求正面影响是加密技术过去的发展和现在的吸引力的基础，尽管这一方面与更加邪恶的用例一起被模糊化了。然而，即使加密货币与一级影响力没有联系，它仍然具有很大的慈善潜力。我们可以将其归因于新财富加密产生的绝对数量，以及这些财富不可避免的流向慈善事业。
因此，加密慈善活动应被视为一种新的慈善范式，类似于以往借助技术推动的财富繁荣所带来的剧变。正如镀金时代的实业家和21世纪的科技创新者巩固了自己的慈善机制和风格一样，我们目前所处的加密货币繁荣的胜利者也将如此。
我们知道这一点，因为它已经发生了。在个人主义的慈善世界里，只需要一个特别无私的人创造出大量慈善成果，就能实质性地改变世界，并为其他人树立先例。想想Sam Bankman-Fried的神秘面纱吧，他是 FTX 的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也是世界上最年轻的亿万富翁，当时他刚刚成为亿万富翁。Bankman-Fried 公开宣称他的加密努力的最终目标是“挣钱给予”，这是一种与有效的利他主义运动相一致的慈善风格(下文将详细描述)。他的净资产高达数百亿美元，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很难夸大 SBF 的小众信仰集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而且他只是拥有这种影响力的数十个加密个体中的一个。
不过，并非所有的慈善行为都像 SBF 的有效利他主义。正如传统的慈善事业可能成为空洞的信号，加密慈善事业也可能成为空洞的信号。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文后面看到的那样，许多我们可以称之为加密慈善事业的东西，都没有达到 Bankman-Fried 设定的高标准。
我们研究和分析慈善事业是因为它是一门常常逃避公众视线的学科，尽管它从根本上关注的是公众的福利。因为慈善事业发生在某人变得富有之后，所以慈善事业往往被当作甜点而不是主菜。但是对于受其影响的个人来说，这种框架是无关紧要的。慈善事业可以产生同样振奋人心和令人恐惧的结果。然而，由于它往往难以辨认，我们很难正确判断它是出于正确的理由而追求，还是根本就没有效果。在加密技术这样一个如此强调技术本身的巨大潜力的行业，转向以慈善为中心的影响力定义，可以让人们对加密技术如何造福社会有更全面的认识。
加密产生财富，财富产生慈善事业
关于加密货币，首先要注意的是，它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让某些个人变得多么富有。快速的财富积累是投机泡沫的必然结果。但加密货币是泡沫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它就不太符合历史先例。
尽管郁金香或铁路狂热等，只经历了一次明显的投机暴涨期并持续了数年，但加密货币的投机活动已经持续了10多年。有比特币泡沫，也有猿币泡沫，它们同时相关，但完全不同。
图：假设加密货币泡沫是历史上基于相对价格上涨的最大的泡沫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你称之为泡沫、狂热还是寒武纪大爆发，加密货币已经找到了一种方式，在近期的峰值时期，其价值突破了1万亿美元，而在目前的经济低迷时期，其价值仍至少达到了数千亿美元。它将这些价值聚集在那些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个人身上。慈善家的典型形象是一个中年实业家，他在职业生涯中的稳定支配给了他们创建自己基金会的专业知识和资本。如果这个形象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孩子，下了几次赌注，仅仅几年时间就从贫穷变成了一代人的财富，会发生什么呢？
处于加密货币财富光谱下游的是个人，他们与加密货币的主要互动形式是散户投资、即日交易和各种流动性提供头寸(如收益率耕作)。加密货币创造的财富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相对于世界公民的平均水平来说，这是一笔非常巨大的财富，但在慈善事业方面，这笔财富的规模并不大。因此，我们看不出有多少人愿意捐出这笔财富。这是由于人们在考虑有意捐赠之前，就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财富花在个人事务上了。值得一提的是，比特币购买的牛排、游艇和“兰博基尼”的文化基因，对许多加密货币投资者来说是一种真诚的激励。不那么享乐的是，还清学生贷款或者给妈妈们买房子也有一些轶事。当利他行为确实出现时，往往是以慈善（charity）的形式出现，而不是慈善事业（philanthropy）。
尽管市场短期波动，Crypto 还是产生了许多赢得游戏的个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财富并非来自零售投资，而是来自对加密货币内部及周边企业和基础设施的积极贡献。像Brian Armstrong、Changpeng Zhao或前面提到的Sam Bankman-Fried这样的人，通过创建加密货币交易所而变得异常富有。另一个常见的赚钱途径是通过协议创建和/或管理来增值财富。Uniswap 的创始人haiden Adams和 Ethereum 的创始人Vitalik Buterin拥有该项目价值数亿美元的代币。所有这些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开始从事慈善行为，其性质如下。
从历史上来看，只有这种类型的亿万富翁才会进行认真的慈善事业。但加密货币似乎有望改变这种局面，因为它让那些处于较低财富等级的人能够更容易地围绕集资和分配资本进行协调。这会不会将Capital-Public 慈善事业的财务门槛设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低？
加密产生了新的财富分配机制
在加密货币的背景下，财富产生于“链上”(主要是以加密货币资产的形式)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财富最终如何转移到能够推动影响力的组织和个人手中。Crypto 开发了新的资本分期和聚合机制，以及指导这一过程的使用模式和接口。
DAO 和其他集体决策机构有可能使慈善事业超越其作为一个封闭的个人主义学科的名声。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许多 DAO 已经在参与慈善实践。
与此相反，仍然有大量的个人捐赠者。有时甚至是匿名的。他们也受到慈善资本以加密方式流动的新方式的影响。
把所有这些参考点作为具有真正社会进步意义的新奇现象，使其清晰可辨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目前它们看起来像是加密内部群体的激情项目。
图：加密慈善机制一览
众筹、 DAO 和附带的慈善
众筹是密码学中的一个核心交易原语。众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个新概念，尤其是在利他主义的背景下。但密码学采用了这种原始性，并在其意识形态和技术上得到了体现。这种情绪似乎是: “我们可以一起买任何东西，拥有任何东西，因此可以做任何事情。”多重签名钱包和集体投标平台等精简财务协调的额外工具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进程。无论信任，许可，或财务贡献的水平，所有这些工具一起提炼加密货币用户的经济一致感。仅仅拥有共同的兴趣就足以成为合作的理由。
DAO 的概念已经成为加密上下文中任何类型的协调组的整体概括。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它的灵活性。DAO 不仅仅是一个共享的钱包。他们可以组成许多不同的安排，从社会俱乐部、行业团体到个体公司，仅仅拥有共同的利益就足以形成一个 DAO 活化能。DAO 可以采用的一种组合是众筹 DAO。在这种形式中，参与者为了集体购买力而协调集资。
这种类型的 DAO 的一个著名的例子是ConstitutionDAO ，它使用名为 Juicebox 的工具集合资金，试图购买美国宪法的一份副本。同样，SpiceDAO 筹集资金购买了一本Alejandro Jodorowsky的《沙丘》(Dune)。尽管只有 SpiceDAO 成功地购买了它的目标，但从这两个组织获得的经验是相同的。由于美国证券法禁止将商业资产出售给未经认证的投资者，参与这类众筹 DAO 并不意味着法人实体拥有部分所有权，而这些法人实体反过来拥有稀有书籍或文件等资本。相反，参与者被授予治理令牌，这只代表对指导所拥有资产管理的战略决策的控制。因此，这些组织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种慈善形式，其理念是纯粹为了管理或推进意识形态而集中资金。在众筹 DAO 中，一种偶然的慈善事业取代了对经济回报的承诺。
当然，SpiceDAO 和ConstitutionDAO 背后的慈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更有意义的用例中，在这些用例中，用户清楚地知道，他们资助某些计划纯粹是为了它。有迹象表明，这些类型的 DAO 正在涌现，为科学研究等领域的事业提供资金(详见下文)。虽然它们的实际功效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证实，但通过引入团体协调和资本集中机制，DAO 成为传统的个人主义慈善实践的有趣陪衬。DAO 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它们降低了慈善事业的入门成本，还因为它们尝试群体决策。慈善事业不是基于个人的喜好而决定的，许多个人可以把一个更微妙的对话带到谈判桌上。
通过在一个共同目标的旗帜下汇集和分配个人资金，DAO 有潜力参与规模大于其各部分之和的慈善事业。
因此，我们也看到了 DAO 的初步迹象，它们不是集体筹资，而是集体分配资金。利用其治理功能，DAO 正在被像 Big Green 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用来促进拨款。这个模型的实施将如何改进非营利组织管理的标准非加密结构还不确定。对于“绿色巨人”来说，他们的愿望是让 DAO 作为一个平衡机制，通过向从业者提供投票权，颠覆资助者和受资助者之间的关系，否则这些从业者将处于战略考虑的末端。DAO 有可能改善拨款机构所面临的这类古老问题。也有可能，“影响 DAO”只是一个例子，当你拿着锤子时，一切看起来像钉子。只有通过慈善事业的繁忙工作及其对受益人的现实影响之间的紧密反馈循环，影响 DAO 才能避免这种命运。
NFTs ーー利他主义的代币
在美国2000年代中期的一段短暂时间里，似乎每个人都戴着刻有“ LIVESTRONG”字样的黄色橡胶手镯耐克公司为支持Lance Armstrong的 Livestrong 基金会的癌症研究工作而生产和销售的这些乐队，同样是一种时尚物品，因为它们象征着一个人的利他主义。这个营销策略总共筹集了超过1亿美元，证明了当积极的道德遇到社会信号时，结果可能是一个显著的利他主义的结果。
图：NFTs 有潜力发挥与2000年代中期慈善手镯相同的信号动力学
随着 NFT 技术的普及，我们已经看到了从慈善手镯时代学到的经验教训的片段。正如 NFT 可以充当个人艺术品一样，它们也可以充当参与徽章和群内信号功能。POAP (出席证明协议) NFT 作为一种流行的方式向其他人发出您参加了活动和会议的信号(通常是加密的)。显示“ PFP”(个人资料照片)的 NFT 作为一个人的 Twitter 头像是另一个强大的信号效应 NFT 利用的例子。同样地，不难想象，NFT 标志着美德或利他主义。事实证明，存在大量这样的代币，它们实际上占据了 NFT 有史以来获得的最高价格的一部分。这里有四个例子。
尽管像600万美元的斯诺登 NFT 这样的非传统金融交易所，在一场高地位的慈善拍卖会上获得了相当于一个高级礼品包的加密货币，但考虑慈善参与非传统金融交易所的可行性，或者可能仅仅是与 Livestrong Bracelets 关系更密切的可替换代币的复制品，还是很有意思的。目前看来，这些类型的令牌并不具备那么强大的信令功能。由于令牌显示界面的普遍出现，它们显示和赋予其所有者积极关联的能力受到了阻碍。唯一可以真正展示 NFT 的地方是 NFT 市场和 Twitter。但是不难想象，在未来，令牌所有权将更加公开，并且不仅仅由密码爱好者执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看到类似的动态发展，就像 Livestrong 手镯一样。毕竟，这只不过是在数字时尚这个羽翼未丰的世界里，同样的动态正在上演的另一个版本。
DeFi 流入捐赠平台的美学
加密技术包含了链上和链下的可组合性。像 DAO 和 NFT 这样的链上原语伴随着链下习俗、行为和美学。在加密世界的链下习俗中，最主要的是 DeFi 平台优美的界面和以钱包为中心的用户体验。想想一键交易，圆角，明亮的彩虹渐变。无处不在的 web3审美意味着它已经开始找到它的方式，以加密相邻的产品，如捐赠平台，没有太多与 DeFi 有关。
其中一个应用程序(左上)用于金融，另一个应用程序(右下)用于捐款。
看看其中一个更突出的加密捐赠平台 Endaoment，我们可以看到 web3的美学全面展示。另一个流行的捐赠平台，Giving Block 没有达到 Endaoment 那样的界面完善水平，但是它保留了 web3的用户体验原则，简化了交易触发器，并且普遍呼吁更加金融化的捐赠风格(例如，Giving Block 提供“影响指数基金”)。
推测加密本地捐赠平台背后的假设是，它们通过利用与其后续 DeFi 平台的变色对称性来推动捐赠的增加。挖矿和捐赠给慈善机构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如果这两种类型的交易只是在审美层面上反映出来，那么它允许来自 DeFi 背景的用户感觉他们是在从事挖矿事业的同时，也是在向慈善机构捐款。
在加密技术中，有看起来像 DeFi 产品的捐赠平台，也有具有捐赠平台特征的 DeFi 产品。在最简单的层面上，这表现为与交易层相邻的流，允许用户进行小额捐赠，类似于杂货店收银台过道中的硬币罐。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 Uniswap 的捐赠“交换”功能，它是为了支持乌克兰的战争努力而发布的。支持这种捐赠机制的原则很简单。尽可能接近资金流动，让其中一部分流向慈善事业。使这种策略有效的同一个因素ーー其产量高、成功率低的公式ーー也是它的缺点。有时候被动的慈善事业是合适的，但有时候慈善事业需要更深层次的考虑和更有意义的财政捐助，而不是一个简化的便士罐结算流程所能提供的。也许战时援助并不是最好的模仿对象？或者就算是，也不该只是餐桌上的残羹剩饭？
图：Uniswap 的慈善“交换”功能
方案捐赠和协议资金分配
FTX、 Sandlock、 Ppper 和 Bail Bloc 都采用(不同程度的严肃性)这个事务层概念，通过将慈善捐款硬编码到其用例的基本逻辑中。对于 Sandlock 来说，这意味着有计划地将收益收入转换为预设慈善机构的可减税捐款。在 Bail Bloc 的例子中，用户可以使用他们个人电脑的备用计算能力来挖掘 Monero，然后 Monero 会自动捐赠给一个非营利组织，以筹集社区保释基金。对于 FTX 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对所有交易收取1% 的费用(在平台方面) ，并将其捐赠给一个有效的慈善组合。按照 FTX 的运营规模，这种方式已经带来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捐赠。
在 DeFi 的背景下，协议及其金库往往由治理令牌持有者社区管理，这个投票机构可以做出的一个假设决定是将这些资金的一部分分配给慈善事业或公共物品。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称为“无头企业社会责任”，这只是众多行为中的一种。让财政部的慈善捐款更进一步，有趣的是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假设的场景: 一个治理机构投票决定实施一些功能，比如在协议层面上将 FTX 的1% 转化为慈善费用。这种考虑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慈善捐款，它开始看起来像是创建了一种定制税收体系——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使礼仪治理超越当前的极简主义状态。
二次方投票和可追溯性公共物品融资
二次方投票和追溯性公共物品供资是非常具体的，但对慈善供资过程有影响。两家公司都将激励设计作为推动更大程度参与公共物品融资的一种手段，但在更好地选择公共物品方面，它们都没有提供多少东西。
二次方融资资助是一种制度，通过这种制度，一组项目的财政捐助者可以根据每个项目的捐助者人数获得资金匹配。这个想法是，更多的人对一个项目贡献较少的金额，相对于较少的人对一个项目贡献较大的金额，更可取。这有助于激励项目的多样性，并“将权力推向边缘，远离鲸鱼和其他中央权力掮客。”二次方融资显然已成为 DoraHacks和Gitcoin 赠款项目的核心机制，该项目试图改善传统1美元1票匹配模式中存在的裙带关系风险。
与在项目开始时提供资金不同，追溯性公共物品供资涉及在项目存在一段时间后，根据其影响的证据为项目提供资金。资金的数额和方向是基于一个结果预言，目前这是一个在专题领域具有专门知识的投票委员会的花哨说法。这种机制在乐观主义的以太尺度生态系统中得到了显著的应用。
虽然二次方投票和追溯性公益供资在为以太坊公益物提供资金方面是有用的，但不应被误认为是寻找资金来源的解决办法，也不应首先确定哪些类型的问题值得提供资金。如果DoraHacks、Gitcoin和乐观主义想被认为是合适的慈善工具(而不仅仅是开源赞助的新型系统) ，可以扩展他们对影响力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其主动性仍————是以软件为中心的。
合法性和匿名性的结合
加密慈善事业为我们呈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匿名动态。在传统的慈善背景下，我们习惯于知道谁是资助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出于自我认同的原因，比如一个家庭的名字被刻在了艺术博物馆的侧翼上。也是出于法律原因，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即使他们没有公开他们的捐赠者是谁，出于责任和税收的考虑，也需要遵守 KYC 的规定。
Crypto 的管辖范围之外，分散的性质允许真正匿名的想法被愚弄。慈善机构打开钱包，公开列出捐赠地址，实质上是创造了一个单向渠道，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进行捐赠。最具历史意义的例子是5500万美元的“菠萝基金”(Pineapple Fund) ，该基金向经匿名捐赠者审查的60家不同慈善机构发放了高达500万美元的赠款。
这是匿名比特币捐赠者Pine的告别帖，他的Pineapple基金会向慈善机构捐赠了5500万美元。
Pineapple基金被誉为具有影响力的慈善事业的一个光辉典范，想必是出于匿名的选择。但是，匿名可能导致更丑陋的情况吗？最近，一名加密黑客盗取了1.81亿美元的 Beanstalk 漏洞，但在此之前，他向乌克兰战争捐赠了25万美元。如果这些资金是捐赠的，我们就会知道它们的恶意来源，但如果黑客利用“龙卷风”成功地清洗了其中一些资金，然后以新发现的匿名方式捐赠呢？如果这笔捐款不是为了乌克兰战争的道义上可接受的事业，而是为了俄罗斯的战争努力呢？我们可以看到匿名将如何开始适得其反。虽然我个人并不认为匿名的潜在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但是了解这种机制所带来的意外后果是很重要的。
加密中慈善行为的出现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加密技术是如何产生巨大的新发现的财富和相应的慈善阶层的。我们还看到了加密技术是如何导致新的方式汇集和捐赠资金的。我们已经讨论了加密慈善的“如何”，但我们还没有真正讨论“什么”加密慈善家实际上资助了哪些干预措施？加密慈善家试图以何种方式改变世界？
在不远的过去，你可以用手指数出所有从加密货币收益中获得捐赠的历史实例。现在，这个给予的利基已经变得如此多样化和庞大以至于很难用一个线性的描述来描述它的运作。因此，我将尝试记录一个非详尽的、离散的列表，列出我认为从加密慈善世界中涌现出来的最引人注目的故事。
首先，我将讨论可以被认为是一级加密慈善事业的干预措施，正如在导言中所标明的那样。这些项目围绕着慈善基金的项目，其主要特点是使用加密技术。
从这里开始，我将把范围扩大到二级加密技术慈善事业，这些项目受到来自加密技术的财富的推动，但不一定涉及使用加密技术。
一级加密慈善事业
首先想想加密货币最初的战斗口号: 无许可的金融工具和工具，包括从安全的价值储存，到更便宜和更容易获得的贷款，到稳定币，等等。尽管目前大多数使用 DeFi 的案例都集中在自我交易和超金融化上，不难想象一个版本的 DeFi 服务于那些实际上被传统金融部门剥夺了权利的人。例如，考虑一下数字货币，特别是稳定币在阿富汗等活跃战区的作用，在这些地区，金融服务提供商由于担心欺诈和洗钱，纷纷逃离。迈克尔 · 比萨(Michael Pisa)在记录阿富汗当前的人道主义危机时写道，“通过允许跨境支付在现有的代理银行系统之外流动，加密货币为克服阿富汗面临的去风险挑战提供了一条有希望的途径。”在 Herat 金融城，比萨认为，每天都有4万至10万美元的加密交易。可以有把握地认为，这些交易中的许多都是人道主义援助，这些援助来自那些法定对法定汇款本来会被阻止的国家。
非营利组织 GiveCrypto 采用了一种更直接的方法来处理财务障碍用例，它完全按照其名称所暗示的那样做。通过向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加密服务，像 GiveCrypto 这样的倡议正在测试一个类似于 GiveDirect 这样的非营利组织的假设，这些组织相信那些生活在贫困中的人能够理解如何最好地将资源花在自己身上。GiveDirect 和 GiveCrypto 之间的主要区别显然在于，GiveCrypto 通过提供加密货币而非本地货币，为受益人引入了一个主要的跳跃环。正是通过这种重要的约束，新殖民主义的动力才会出现，就像在萨尔瓦多臭名昭著的比特币海滩发生的那些事情一样。因此，目前尚不清楚加密本地直接现金转移计划是否与其以法令为中心的同类计划在影响方面有着相同的论据。
图：比特币是否有朝一日会成为 m-pesa 的一个更加公平的版本? m-pesa 是一款在发展中国家非常流行的移动现金转账应用？
另一种框定加密货币公平效用的方法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事实上，这种透镜已经在加密货币支持者中间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不过，正如哈特、洛蒂和肖林所指出的那样，将加密物品视为公共物品的框架容易受到短视定义游戏的影响。一个人称之为公共物品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只是一个开源软件框架，实际上只能使一小部分人受益。为了使某些东西成为真正的公共物品，它的好处必须是所说的公众中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获得的，而不仅仅是假想的可以获得。
除了 DeFi 和公共物品之外，还有其他类型的加密技术的理论一阶影响，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深入探讨了。从这些其他分部门(如 DAO、 ReFi 和艺术赞助)得到的收获也是类似的。权衡影响的论据与隐含的经济回报承诺，更不用说各种严重的负外部性，围绕加密货币，如其碳排放配置文件或其孵化有害的庞氏骗局，大多数使用案例不举行他们的权重作为有价值的慈善举措。即使在像 ReFi 这样的组织有着无懈可击的影响力论据的情况下，其投机性的收入模式也意味着 ReFi 组织往往在没有慈善资本注入的情况下获得了丰厚的资金。想象一下给特斯拉捐款。
关于加密货币的一级影响，如果有一点需要说明的话，那就是它的潜力是很大的，但是仍然会因为无法专注于如何让最需要它的人受益而受到阻碍。为了消除加密货币的误导性进展，避免围绕用户未实现终端价值的技术产生的价格波动，加密货币需要更明确的目标驱动型盈利模式，而不是受制于鲸鱼的利益。它还将受益于更多以人类效用为中心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一级加密慈善机构有机会资助并创建更多这类实体。
二级加密慈善事业
尽管加密技术有可能弥补某些方面的不足，但它并不是应对诸如提供清洁水和卫生设施等严峻发展挑战的灵丹妙药。与其说它是解决方案，不如说它只是一个起点？同样，Rockefeller基金会与宣传石油没有多大关系，二级加密货币慈善事业仅仅是将加密货币用作创造财富和慈善货币的手段，而不一定是慈善事业本身的内容焦点。
组织慈善与慈善资本主义——以Malta的 Binance Charity 为例
我们可以从孤立“慈善资本主义”开始，有些人用“慈善资本主义”指的是以明确的自我利益为目的而追求的慈善行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一家企业正在开展旨在加强公众舆论的绿色企业社会责任工作。想想壳牌基金会的国际发展计划，或者比斯特先生的内容驱动的慈善事业。
加密空间不乏慈善事业，看起来就像慈善资本主义。大多数情况下，它发生在公司和项目的交易之前，而不是个人。加密货币中的组织慈善活动与个人慈善活动有着相同的前提: 有人铸造并控制了大量经历了历史性价格上涨的代币。就像项目创始人一样，加密组织自己也持有大量自己的代币，通常是通过具有拨款能力的基金会的工具。这种行为的一个显著例子可以在交易所公司 Binance及其 Binance代币中看到。四年前推出时，一枚 Binance代币的交易价格是4美元，而现在，即使在市场急剧下滑的情况下，它的交易价格也是280美元。这种巨大的投机利好为像 Binance 这样的公司提供了基本上是免费的弹药来推进其事业，只要这些事业接受加密货币捐赠。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Binance在与Malta国家打交道时使用了这种非常强硬的策略。在2018年全球监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Malta心照不宣地宣布，将在 Binance 建立欧盟活动的总部和业务基地。紧接着，通过Binance和Binance慈善基金会向Malta社区基金会捐赠了价值20万美元的代币(当时)。Binance慈善基金会是由Binance创建的一个定制捐赠平台，用于向预先设定好的计划清单分配资金。两年后，Malta金融服务管理局(Malta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开始收回其张开双臂的立场，部分原因是担心 Binance 被用于洗钱。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Binance 收回了当地的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资助治疗和支持绝症患者。2021年，Malta慈善机构起诉Binance——这些捐款已升值至800万欧元——之后，Binance声称，他们撤回捐款是因为没有履行最初的捐款条款。它指出，捐款是否能够转移Binance代币直接给慈善机构的受益人。诚然，这似乎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原则，需要遵守，但如果一笔800万美元的捐款要依赖于1.5万名晚期癌症患者，他们每个人都拥有支持Binance Coin的加密钱包，这是不切实际的。
Binance Charity机构的负责人Helen Hai与Malta前总统、Marie Louise Coleiro Preca合影留念
提出这个混乱的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说教Binance在这种情况下的角色，而是为了阐明其慈善动机。我们不可能说Binance公司在捐赠方面是完全“坏”的，特别是因为该公司似乎真诚地(通过诉讼或其他方式的威胁)履行其条款。仅仅因为慈善事业是为了公共关系而追求的，并不意味着慈善事业的影响力就会自动失去作用。Binance Charity 平台下的其他项目似乎真的很有影响力。但它们仍为下游受益者产生不同结果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门。因此，慈善资本家的主要动机(公开的或非公开的)需要由监督机构进行调查，以减少他们的倡议适得其反的可能性。
不稳定的货币和法律风险ーー捐赠(和接受)加密货币如何使慈善事业复杂化
另一个有趣的轶事来自上面的故事是戏剧性的赞赏捐款Binance作出了一个小型慈善机构。该慈善机构的 Binance Tokens 在未能收到捐款并因此兑现之后，从2018年的20万美元激增至2021年的近1000万美元。目前还不到一半。从现在开始的一个月内，很容易就会增加数百万或减少数百万。尽管这种情况有些异常，但对于接受加密慈善事业的组织来说，这是一个有趣的案例研究。
绝大多数加密慈善捐款是以加密货币而非美元转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加密货币财富的产生有关，加密货币财富源自大量储备的特定项目代币，这些代币的价格大幅上涨。它还与直接捐赠资产而不是先套现的税收优惠有关，这会引发持有者的资本收益事件。
通过接受加密货币捐赠，非营利组织接到了将这些资金兑换成法定货币的任务。这个过程既不容易也不便宜。它的困难已经引起了一个完整的家庭手工业的中间人，可以迅速作出交换，只需要很少的费用。与能够接受来自快速增长的捐赠者基础的捐赠所带来的净收益相比，这些费用通常是可以忍受的。但是建立这种中介关系的技术障碍对于已经在技术债务中挣扎的非营利组织来说往往太高了。即使建立了交换机制，如果不是即时的，非营利组织不得不处理价格的急剧下降，同时陷入交换地狱，会发生什么情况？关注那些能够跳过这些环的非营利组织和那些不能跳过这些环的非营利组织之间产生的不平等是非常重要的。
以加密货币计价的捐款的波动性使得报告变得极其困难。非营利组织必须达到透明度和报告的高标准。在许多司法管辖区，它们被要求向公众和税务机构提交年度报告，以记录其财务健康状况。加密货币价格的波动使这种以 PDF 为中心的即时报告实践成为非营利组织管理者非常头疼的问题。同样，捐款价值的变化使得分析慈善事业的实践变得非常困难。
还有一种情况是，经济刺激组织将其业务基础建立在不稳定的加密货币的分销和交换上。GiveCrypto、各种“加密城市”项目，以及最引人注目的萨尔瓦多，都是将加密货币作为一种雄心勃勃的经济增长工具的例子。在捐赠者看来，将比特币作为一种慈善货币，可能是一种将收益传递给受益人的创新策略。但象征性的价格并不总是上涨，而价格崩溃可能会给已经面临财务脆弱性的民众带来灾难。
最后，用加密货币为慈善事业提供资金，意味着慈善事业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加密技术存在于监管的灰色地带。在美国等司法管辖区，这可能只意味着税收方面的不确定性，除非美国证交会就哪些加密货币实际上是货币、哪些是证券提供更明确的指导。在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地方，交换加密货币从技术上讲是非法的。当然有办法绕过这一点，但在实践中，这意味着谨慎的慈善活动完全避免在政治敏感的司法管辖区运作。考虑到正是在这些地区，无许可证货币往往具有最大的潜在影响，这个障碍是一个重要的。鉴于这些挑战，以及加密技术给一些人带来的普遍耻辱，一些非营利组织断然拒绝接受加密货币捐赠。
走进慈善，走向进步ーー加密投资心理学
加密时代精神的一个商标是迅速动员周围的翻转机会，只要你看到它。当任何东西都可以被标记和无许可交易时，任何东西都可以变成一种提供先发优势的投资。这不仅仅是一种投资策略，它还培养了一种新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会延续到各种非投资行为中。你可以模仿你朋友在 Twitter 上发布的新的 NFT 项目，但你也可以模仿职业机会，模仿晚上的计划，模仿在街区里快速散步。当这种心态与“ FOMO”(害怕错过)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变得更加不可抗拒。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激励去模仿某些事情，而且还有其他所有做这些事情的人的压力。这种心理鸡尾酒会使团队动员的时间变得非常快。在加密技术中，只需要一条病毒式推文、一个 ETH 地址，以及几个小时，数亿美元的资金就可以流入一项全新的资产或工具。
这种态度不仅适用于资产投资，也适用于捐赠。虽然它可以导致更多的参与，但它是追求慈善事业的最佳心态吗？还是它更适合分配援助？
一种有点愤世嫉俗的解读是，模仿慈善行为看起来就像任何其他自利的加密行为。它是一种交易，其主要动机是经济收益，次要动机是松散地做好事。这里的例子包括前面提到的向慈善事业捐赠交易费用的慈善代币或 NFT。一个更明确的例子是，有人为乌克兰的战争努力捐献了 ETH，希望通过传言中的象征性空投获得白名单。
乌克兰战争捐款急剧增加，此前有传言称，该国将为空投提供便利。个人捐款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行动会“白名单”他们接受代币(这并没有发生)。[来源]
但是有很多来自加密社区的慈善行为并不带有交换条件。在2021年春季三角洲冠状病毒疾病变种在印度爆发期间，我们看到加密货币群体非常迅速、令人印象深刻地围绕援助分配展开行动。CryptoRelief 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 Vitalik Buterin把价值10亿美元的 Shiba Inu 硬币空投给了他。尽管该组织在将加密捐赠转化为实地影响方面遇到了一些最初的障碍，但他们最终还是能够分发超过5500万美元的赠款。
CryptoRelief 组建和吸收资本的权宜之计，在一定程度上与印度危机的迫在眉睫有关。即使现在感觉这是一个遥远的记忆，回到2021年春天，印度冠状病毒疾病的不幸成为全世界同情的源头。尽管这种同理心是普遍的，但加密货币在迅速协调、集中资本并将其分配给需要的人方面，确实做到了，而且确实有可能与其他集团分离。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可以把整个加密 twitter 看作是一个强大的 GoFundMe 页面，在这个页面中，中介移除与猿类/FOMO 思维相结合，为慈善行为的飞轮增添了润滑剂。
尽管加密货币组织能够为冠状病毒疾病救济或乌克兰战争努力筹集到多少资金和多快资金，这一点值得注意，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快速动员的时间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尽管发送 ETH 不需要中介，但创造积极的慈善结果从根本上来说是需要的。出于后勤和专业知识方面的原因，情况都是如此。加密捐款需要转换成当地法令，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人能够胜任地评估最好的地方，送这笔钱。过多地润滑慈善过程的危险之处在于，资助战略的重要性可能被忽视。做慈善可能就像黑进一个网站和一个钱包一样容易，但做好慈善是一个慎重考虑成本和收益的过程，即使是专家也可能出错。
这种洞察力表明，人们越来越需要加密的本土慈善中间人。这些行动者能够平等地跨越两个世界，可靠地引导善意的捐助者取得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像 Endaoment 这样的加密慈善平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这项工作，因为最终没有自动化可以取代现场的专业知识。
最后，值得考虑的是，加密思维不仅适用于人道主义类型的援助，也适用于没有预先确定的资金渠道和捐赠者个人野心的慈善事业。在这篇文章的其他地方已经提到，很难描述非轶事性的慈善趋势。慈善家在一个多元化的环境中运作，他们的经济独立意味着任何事情都是公平的。加密技术企业家之间的文化一致性意味着他们采用相同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即使他们关注的是不同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把加密工作者放在一个大背景下来看待，认为他们松散地继承了科技工作者的理性主义血统，但是增加了一种熵、虚无主义和怪异的感觉。
2010年代科技时代精神的许多标志性特征已经进入了科技起源的基金会，如开放慈善组织和Chan Zuckerberg 倡议。这些组织呼吁证据、度量标准、理性主义以及巨大的雄心壮志，这些只能来自于真诚的信念: 软件不仅正在吞噬世界，而且正是我的软件在吞噬世界。加密版本的这些行业镜像慈善价值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一些挥之不去的理性主义会出现，但加密产业最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非理性。
“以最平淡无奇的方式改变世界”可能表现为什么？也许建立一个被广泛采用的彩虹风格的加密钱包正合适。但是，这是否也意味着要分发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免费蛋糕呢？虽然我们无法预测具体情况，但加密慈善活动可能会比之前的任何慈善活动范式更进一步地进入混沌善象限。
密码朋克愿景、科技进步和长寿研究
比“ Lulz”更具体的是，到目前为止，加密慈善事业可以分为几个主题集中。这些细分市场向我们表明，改变世界的大量资金已经流入某些类型的慈善活动。
其中一个组织松散地围绕着密码朋克意识形态的传播。并非巧合的是，这是加密货币第一个共享的慈善方向之一。2011年，当比特币成为唯一重要的加密货币时，各种捐赠者总共向电子前哨基金会捐赠了3505枚比特币(当时约合3500美元，不过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比特币大幅升值)。将近10年后，NFT 的最高成交价格将是Edward Snowden的《保持自由》(Stay Free) ，该片售价为540万美元。一年后，FreeRoss DAO 集团将再次打破纪录，以620万美元收购 NFT，以支持“丝绸之路”(Silk Road)创始人Ross Ulbricht。尽管有这些引人注目的捐赠，但很难确定加密慈善家对密码朋克价值观的吸引力有多大。没有加密本地 EFF，甚至也没有教授信息安全最佳实践的非营利组织。也许这是加密货币在过去十年经历的价值漂移的产物。也许支持隐私权的十字军东征会对未来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新的影响。
但是有一条非常清晰的现代线索可以追溯到加密密码的密码朋克起源。它以科学进步的形式出现，特别是被称为“长寿研究”的超人类主义利基——减缓(甚至逆转)衰老背后的科学。在比特币出现之前，像Hal Finney这样的加密狂热者对这个领域表现出了兴趣，这种联系从未真正消失过。如果说Vitalik Buterin是加密货币的慈善傀儡，那么长寿是他最为重视的问题之一，他为此提供了数亿美元的资金。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Vitalik对长寿研究的慷慨支持。VitaDAO 和 NewLimit 主要从盈利的角度表现出兴趣，但通过奖学金维持慈善业务。Impetus Grants 将数千万美元用于长寿研究。它的大部分资金来自加密货币财富。
也许除了对密码朋克的敏感之外，长寿研究对捐赠者来说也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与当代加快科学研究步伐的运动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无论是“快速拨款”式的拨款，还是秘密的“去中心化科学”运动，这两种方法都支持那些不是 NSF 拨款首选的资助项目。考虑到它的新颖性、潜在的好处、古怪性和利基地位，长寿研究成为加密慈善家最喜欢的目标是有道理的。
有效利他主义和 SBF 效应
除了长寿研究，加密慈善事业的另一个明确焦点是有效利他主义(EA)。有效利他主义是一门慈善学科，关注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尽可能地做好事。它根据证据和影响的原因选择原因区域。通常情况下，EA 最终致力于降低存在风险，如人工智能失调，或干预被忽视的全球卫生领域。虽然 EA 近年来在科技相关人群中变得相当流行，但加密技术和 EA 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一个关于特定个体和小样本量的故事。Vitalik 向 GiveWell 捐赠了5400万美元，这一点值得再次提及。BitMEX 交易所的创始人和捐赠者 Ben Delo 也是如此。但是，无论何时讨论 EA 和加密慈善事业，最值得引用的名字无疑是Sam Bankman Fried。
SBF 是加密空间中的离群值。早在他开始从事交易所(FTX)工作之前，SBF 就致力于 EA 的原则，尤其是一种被称为“挣钱给予”(earns-to-give)的职业道路。在这种职业道路中，个人寻求尽可能多地赚钱，其明确目的是将大部分钱捐给有效的慈善机构。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设定了这个目标之后，许多因素共同促使 SBF 走上了成为30岁以下世界首富的道路。首先是一个历史上看涨的市场见顶，加密货币资产大幅反弹，与经济早期冠状病毒疾病复苏联系在一起。接下来是 SBF 和他的同事们的策略，不仅建立了 FTX，而且积极地将其资本化和市场化，使其在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从默默无闻发展成为交易量第二大的交易所。在这个过程中，SBF 积累了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同时还保持着将这些资金全部捐赠出去的明确目标。
虽然 SBF 已经并将继续提供大量的政治捐款，但他最近透露了他支持 EA 价值观的第一个主要工具。2022年初，FTX 基金会(FTX Foundation)推出了其“未来基金”(Future Fund) ，这是一个每年1亿美元的赠款机构，旨在解决一系列似乎一只脚在 EA、另一只脚在进展研究中的事业领域。尽管资金的接受者刚刚宣布，但已经很清楚的是，未来基金倾向于资助同样具有影响力和非常规的项目，这往往是慈善事业在其最佳状态时达到的平衡。“空间治理”是未来基金寻求支持的一个新事业领域的一个例子。
SBF 凭借其巨额财富和对慈善事业的高度投入，属于他自己的一个阶层。尽管 SBF 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它并没有明显地激励加密技术领域的其他人追随他的 EA 脚步，甚至也没有模仿他在其他慈善领域的“挣钱捐赠”风格。有些人可能会喜欢 SBF 的工装短裤生活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采用他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或许这是因为他的地位最近才有所上升; 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影响他的加密货币同行的慈善野心。或许在 SBF 的高尚理想和普通加密兄弟的物质动机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还有许多人对慈善有效利他主义毫无兴趣，认为 SBF 的“赚钱致捐”(win-to-give)之路只是慈善游戏漫长历史中的又一个篇章。这个阵营质疑“做好事”是否能证明激进的追求利润的行为是正当的。
对于自称为“ degen”级别的加密货币零售交易员而言，SBF 的有效利他主义被视为对榨取性商业策略的掩盖，比如故意引发市场低迷，以清算保证金交易和收购不良商业资产。
加密慈善事业的未来遗产
慈善经常因其内在的虚伪而受到抨击。如果下游慈善事业的资金来源正在对社会造成损害，那么下游慈善事业还有什么好处呢？对卡内基来说，这意味着将他打破工会策略的弊端与他的图书馆的优点进行比较。如此艰难的比较使得许多慈善项目的遗产很难超越“复杂性”来概括对于 SBF 而言，FTX 作为庞氏骗局式数字资产赌场的声誉，使他的慈善事业的道德地位变得复杂。在某些类型的反体制价值投资者眼中，SBF 的商业行为与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家的行为一样不道德。同时，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人像 SBF 这样致力于大规模有影响力的慈善事业。
正视慈善事业的矛盾，是一个社会质疑如何解决其邪恶问题的健康反映。其中最严重的是财富不平等和相应的精英机构占领。但是“亿万富翁是坏人吗?”或者“加密不好吗?”与“慈善是不是坏事”的问题显然不同而那些关心进步的人需要能够将这两类人分开。衡量 SBF 所谓的负面业务外部性与其慈善事业的正面外部性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美国(和巴哈马群岛) ，税收和证券监管目前正在建立的方式，完全合法化的自由贸易。基金会法允许 FTX 基金会随心所欲地花钱。在这些法律改变之前，或者在 SBF 被发现违反这些法律之前，我们应该把慈善事业看作是这个体系的新生副产品，是一种独立的行为，应该根据其本身的价值来判断。
尽管有一些慈善事业的例子，特别是企业慈善事业，仅仅是为了提升负面的企业声誉，但大多数慈善事业，尽管可以说并不具有煽动性，却是出于好意。这甚至适用于加密慈善事业。不过好的意图只有这么多。这取决于公众，与第四阶层一起工作，来评估任何给定的慈善项目的良好意愿和积极影响之间的差异。如果在美国这样的立法背景下，慈善是财富创造不可避免的副产品，那么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以财富创造为主要动力的社会。我们需要将慈善事业视为集体进步的核心驱动力，而不是富人的宠儿。
加密慈善事业的缺点
就加密慈善事业而言，平均而言，仅仅出于善意就产生了一种实际上与慈善事业趋同的慈善风格，即使存在异常值。在这篇文章中，我已经暗示了慈善和慈善之间的区别，但是为了总结和清晰起见，这里有一些加密慈善的的主要缺点。
对于像战时援助或冠状病毒疾病救济这样的干预措施，煽情主义、内部模仿和情感共鸣比任何一种积极的进步愿景更能推动参与。这些驱动程序没有问题，但它们使影响的优先级较低。
同样，当加密项目和公司自己为慈善事业提供便利时，对正面公关结果的反常激励有可能降低影响。
过度依赖加密货币的慈善家们把资金放在那些需要使用加密货币作为影响手段的项目上(一级) ，最终导致较小的结果。虽然加密货币解锁了新颖而引人注目的慈善机制，消除了金融障碍，但并非所有的干预措施都需要加密货币的使用。在加密货币确实具有影响的一阶论据的情况下，这种影响往往受到高度投机性的潜在令牌的阻碍，这些令牌给没有技术能力或财务健康来减轻风险的非营利组织带来不稳定性。
Crypto 声称高度支持公共物品，然而它的公共物品版本并不是非常公共的，也不总是服务于一个明确的好处。在现实中，加密公共物品往往意味着开源软件库，虽然它们本身是中立的，但在实践中被用来扩展与 DeFi 相邻的应用程序，并带有间接的人工效用。更不用说，加密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往往取决于只有很少一部分公众了解智能合同工程。
加密慈善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并非所有关于加密慈善事业的东西都黯淡无光。首先，构成加密基础的价值交换和集团协调机制有明确的理由改善慈善事业长期以来的一些低效率和不公平现象。在编程方面，雄心可以在一些特殊的捐赠者身上找到。因为这些人不仅相对于其他加密慈善家而言雄心勃勃，他们还将整个慈善领域引向了更有趣的方向。
总而言之，以下是加密慈善事业引人注目的主要方面。
在一个建立支付网络和加密货币交易成本下降的世界里，非营利组织将受益于更灵活对于加密货币繁荣最大赢家中的一小部分人而言，创业愿景与慈善愿景相关。对于Sam Bankman-Fried来说，这种想法被带到了一个极端，以至于他从事加密货币业务的全部理由，就是为慈善活动创造财富。对于不那么极端的案例，比如 Vitalik Buterin 对长寿研究的资助，有一个明显的驱动力，那就是利用挣来的财富为社会创造有益的结果。尽管这些人中的许多人还没有完全展现出他们的慈善野心，但我们可以预期，随着加密产业达到接受的高峰，以及创始人将目光投向新的事业，在中期内将会看到更多的慈善活动。
在加密货币贪婪的表面之下，加密货币的拥护者都有改变世界的真诚愿望。单纯的预期财务回报很少会引发狂热，但金钱和进步的诱人歌声则是另一回事。Crypto 对 web2平台违规行为的直接反抗仍然挥之不去。但是 web3对于 web2问题的微弱应用已经导致部分加密感觉与其最初的强大意识形态相去甚远。如果加密货币作为一级解决方案的发展继续步履蹒跚，那么二级加密货币慈善事业将越来越受欢迎，成为对加密货币慈善家能够实现的好处提供更清晰答案的一种方式。
加密慈善有什么新的和不确定的地方
最后，我们谈到了加密慈善的几个方面，它们不一定是好的或坏的，只是不同而已。不管结果如何，它们都在改变慈善事业的实践方式。
虽然以不稳定的货币进行交易的慈善事业可能造成捐赠估值的不稳定，但在短期历史中，这些加密慈善事业给非营利组织带来了非常大的财务上升空间。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如果存在这种潜在的好处，非营利组织故意不立即从某些加密捐赠类型中套现可能是有益的。
慈善事业的 DAO 是一个有趣的实验方式(至少)与拨款审议相关。一个更具参与性的慈善分配过程是否会像 DeFi 协议那样，在分散管理的摩擦中挣扎？或者横向慈善结构会产生更加公平和民主的筹资结果？
协议慈善可能被认为是“无头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子集，它涉及一个有投票权的公众对分散协议金库中持有的资产的控制。这在技术上类似于慈善事业 DAO，但在实践中沿着不同的路线或范围。虽然慈善事业 DAO 的主要职责是分配慈善资本，但是对于协议财政部来说，这项工作可能在优先级的下面，如果它被认为是一项工作的话。正是在这种“这是我们的钱，我们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肯定思考中，像 Uniswap 这样看似不结盟的 deFi 协议可以选择追求慈善成果。潜力是存在的，但对于一个关心财政保守主义的投票公众而言，潜力绝非承诺。
密码社区表现出极其迅速的集体动员，被“模仿”决策的心理粗略地捕捉到。正如这种情绪可以用来出售象征性的销售一样，它也可以用来争取更多的捐款和慈善参与。但是，仅仅因为点击“发送”很容易，并不意味着你发送的东西是正确的审查。一般来说，更容易受到这种 FOMO 逻辑影响的倡议类型是那些耸人听闻的倡议类型，这些倡议类型也往往会导致不好的慈善事业。
加密慈善事业的未来遗产是什么？慈善是一门去中心化的学科。很难说整个慈善部门的综合优点。但如果你不得不在它的数据点之间画一条回归线，加密慈善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崛起的、新生的，有时还是一种误导的利基。
这只是当前的一种解读，未来密码慈善事业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更伟大的事业。资本就在那里，即使雄心仍在酝酿之中。如果出现这种转变，那将是因为加密货币慈善家决定降低加密货币作为一种手段和目的的重要性，而只把它作为一种手段来关注。最终，最大的影响将来自于将加密视为众多可用于创造进步的工具之一的想法。
超越一级加密的慈善事业，不仅仅是一个合适的工具问题，还需要慈善家们肯定地设想他们想要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他们想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也许这个愿景是建立一个降低金融壁垒从根本上减少贫困的世界。也许这是一个不存在与年龄有关的疾病的世界。无论是什么，善意的加密慈善家应该以一种认真努力取得进展的方式来追求他们的事业。只要不以影响力为代价，公关宣传、美德信号和象征化策略都是可行的。然而，这种情况很少出现。
如果慈善事业做得好，它就有办法取代亿万富翁按照自己的愿景建设世界的想法所背负的包袱。当出现问题时，它将精英接管的叙述具体化。以麦肯齐•斯科特(MacKenzie Scott)为例，他最近的捐赠热潮一夜之间为优雅慈善事业的潜力树立了新的标杆。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得出加密货币是好货币的结论，但我们至少可以努力争取好的加密货币慈善事业。
